以更加开放的状态面对媒体
《瞭望》周刊日前专访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杨松,杨松向记者阐述了武汉正在悄悄进行的一场“发展革命”。记者提了若干尖锐的问题,比如“两型社会”对武汉的发展是不是约束条件?为何要设定“万亿元GDP俱乐部”的GDP增长目标?杨松都坦诚作答。
这次专访,不是宣传成绩,只有问题,只有思考,堪称杨松与媒体的一场对话会。一个世故的媒体,可能会帮一个城市、一位领导多说好话。一名讲究“实效”的领导,会借记者采访之机,多举漂亮的数字,多谈发展成绩,结果肯定是皆大欢喜。但是杨松与媒体的对话,解答了人们心中的很多疑惑,最后得到一种释然的感觉。
在公民社会中,媒体是实现社会知晓权的基本设置,揭载公民希望了解的任何事实、希望表达的各种观点,并因而成为一种监督权力、反思社会的“公器”,是健全社会的预防、纠错机制之一。就一个具体的人的实在感受来说,在与自己有关的事实中,大概都有意欲得到广泛传播的和不想被传播的;在涉及到自己的观点中,都有与自己合拍的和跟自己不合拍的。这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
但每一个人在事实与观点不直接涉及自己时,又都希望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这时,个人作为公共人而出现,而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媒体所服务的,正是作为公共人的每一个社会成员。这就意味着,媒体在发挥社会功能时,必然不能以任何个人的好恶为准,而是以公众的需求为准。
于是,一种奇异的现象产生了:人们面对媒体时,乐于谈论辉煌,而希望遮蔽那些不辉煌的部分。进一步地,这容易导致政府、官员与媒体的一种特别关系。
媒体出现在现代社会中,并发展成一个巨大的产业,是因为巨大的市场需要,其实是社会的需要。当代媒体形态多样,但都堪称一个观察窗、一只啄木鸟、一个报警器,是人类政治社会中一种体制性安排。当今中国,传统媒体方兴未艾,新型媒体发现迅猛,这决非一种简单的商业现象。广大受众把媒体当作信息提供者,但更在乎的,是把它当成一支平衡公权力的社会性力量。
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发育,一个媒体角色正位的时代正在到来。一座城市的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和措施,可以体现领导者的智识和魄力,标志他的个性、能力和水平,但这些终归是一系列公共问题,不仅可以供公众审视和讨论,而且必须提交到公域,由公众探讨,让公众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我们的政府和官员应如何定位媒体,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面对媒体,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存在某种焦虑,其实,政府和官员面对媒体,应当跟面对自己的人民一样,平等相等,开诚布公,呈现一种更加开放的状态。 (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