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需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中国不能效仿西方的城镇化道路，因为西方已经反映出了城市病 城市变成污染源，有钱人从城市迁出，出现了逆城市化。如果要达到90%的城镇化率，意味着还将有5亿人进入城市，城市的资源难以满足需求，生活质量也会下降。
备受关注的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结束后，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城镇化背景下的核心议题。但在一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
所谓逆城市化，是指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转移，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城镇化进程中，户籍制度改革是关键环节。可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原有城市户籍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逆城市化”现象。这显然与城市化初衷相悖而驰。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人口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或许只是为了享受田园式的生活，这与他们所获社会福利并没太大区别。而在中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原因则完全迥异。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方面，随着国内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城市化水平本身已经很高。在此背景下，随着新型城镇化浪潮的到来，周边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农民身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有的农村户口甚至牵扯到上百万元的收益。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自然导致进城农民不愿意要城市户口，甚至出现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也希望换成农村户籍的“伪逆城市化”现象。
另一方面，是一些“农转非”的“新市民”进城后，在居住条件、生活水平、教育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出现了下降，入不敷出的生活现实，加上户籍门槛的掣肘，将他们变成了大城市的“弃儿”，唯有“逃离”，才是符合常理现实的无奈选择。也就是说，最重要和普遍的，是因为一些进城农民由于没有户口而被日益边缘化。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被迫离开”。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改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难以实现预期目标。一些地方户籍制度改革依旧大量存在“空转”现象，即直接把农民的户籍变了，但并没有改变他们生产和生活居住条件。这样的户籍改革自然没有实际意义，从而也使“农民工市民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难以真正落地。
对于各地正在积极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而言，“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值得高度警惕。农民进城是为了能够过上比以前更幸福的生活，这个愿望落空，就会失望，甚至产生了再回到农村的想法。那些没有进城的农民，进城的意愿就会打折扣。这实际上提醒政府：真正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仅仅是户籍制度的城市化。如果认为把农村户籍换成城市户籍就代表完成了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太过低级了。
目前出现的“逆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此前一些地方逼农民进城上楼的结果，而他们清楚，在没有保障其合法农地权益的条件下失地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要解决“逆城市化”，首先就必须正视这些现象及原因。同时，“逆城市化”现象背后，始终离不开“户籍”两个字。“户籍”移动，而人口流动和资源流动并没有同步，这再一次说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其实无论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其本义是你在哪里生活，为哪里服务，你就因此享有那个地方相应的福利。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大城市户籍之上附加的公共福利，外人并不能享受，这些不公平是户籍制度不讨好的重要原因。有的城市盲目推出改革措施，为发展，增加人气、消费和GDP，甚至以房子增户口，这更为混乱的户口管理制度又开了一个口子。从根本上说，要解决“逆城市化”现象，就是要解决现行的城市户籍制度性藩篱，而做到这一点，就要真正触动附着于户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吴学安）
来源：中国建设报 责任编辑：陈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