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建设信息中心

近日，差不多有20多个城市按建设部的要求公布了2009年的住房建设计划。这些计划的公布有三大亮点：一是明确了明年住房供应的市场预期;二是公开了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量;三是给房地产开发商开出土地供应量的清单。这样做使三种人得到了一定的心理预期：商品房的购买者、经济适用房购买者或廉租房需求者、准备拿地的房地产开发商。计划提前公布，让大家心里多少有个底，对减少市场的波动有很大好处。比如通过分析已经公布的建设计划，我们可以看出，各省市今明两年都加大了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力度，而商品房的供应中，中小户型的供应量明显增加，这对稳定房地产市场，减少价格波动有明显的指导性作用。提前公布下一年的建设住房计划，好处很多，但这样做是否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人的住房问题，似乎还没有那么简单。

计划可以提前一年公布，但住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房一住就是一辈子的事，计划可能年年有变化，但这住房一辈子的事可就没法变，或者说是很难变，因为变的成本太大。安居就是一辈子的事，如果让人们年年都要盯着可能发生变化的计划，怎么能安居呢？所以除了计划外，还要再找一个更长远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制度性的住房解决方案。

制度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制度一旦确立，就会保证至少几十年的稳定。这两年政府已经将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提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了，但大家还是心里不稳，就是现在中国还缺少的就是制度性的住房保障体系。建立稳定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绝不是不可能的事。关键是要下大力气认真解决，而不是当成权宜之计。

中国有没有过制度性的住房保障体系呢？其实是有过的。现在人们嚷嚷最厉害的就是城乡二元体系无法融合。但实际上，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对于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国家都是有制度性的解决方案的。

对农民的住房问题，尽管建国后经历了土改，合作化运动等大规模的震荡，但农民的住房问题在制度上是解决了的，这就是农民的宅基地政策。只要是农民，就会拥有自己的宅基地。当然自己能否盖得起房是另一回事。而对农村的特困户（五保户）也会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得到最低程度的解决。总体来说对农民就是给地不给房。

而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一小部分解放前拥有自己房产的人外（文革期间除外），住房问题是由所在单位和所在地区的房屋管理所解决。由于建国后国家实行的是低工资、广就业政策，城市职工工资尽管只有几十元钱，但这是高保障下的低工资，就是不含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项支出，从制度设计上，这些支出成本均应由国家承担（解决得是否好是另一个问题）。与农民相反，是给房不给地，实施办法是“论资排辈”（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弊端）。这与现在大家理解的“要攒工资买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据1997年住房制度改革的设计者回忆，当时人们大炒的所谓“取消福利分房”完全是一种误解，当时设计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中，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问题是要靠社会住房保障体系来解决的，并非是人人都要去买商品房。但后来由于短期经济政策的需要，将住房做为刺激经济回升的一种手段，保障性住房的色彩越来越淡，而市场化的色彩越来越浓，最后演变成现在这样的多种利益格局。

从长远看，只有住房社会保障体系长期化，制度化，真正的商品房市场才能健康发展起来。那种靠“忽悠”的办法，一会儿说“一家至少要买两套房”，“再不买就更买不起了”，“晚买不如早买”，一会儿又说多少岁以前不要买房等等。把老的少的，穷的富的，都赶到一块儿去买房，有些地方政府几年也不建一套保障性住房，逼着人们都去抢购商品房，实在是于国于民都不利的饮鸩止渴。

真正的住房保障体制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人们可以预期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任何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判断出自己在整个社会住房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应该买商品房的，还是买保障性住房的。在完善的住房保障性制度下，大多数人是可以预期自己在工作多少年后，或是在提出申请多少年内，大概能够得到一套什么样的住房。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夜排大队，抓号抢号，生怕赶不上这班车，有今儿没明儿的心态。

而政府应该做的就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城市人口增长情况、人们的收入构成及年龄构成情况、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住房保障制度和实施计划。让人们未来可期。

在这种制度下，商品房市场才能真正健康发展起来，好的商品房价格买得再高也不会引起社会非议，商品房的真正品质才能体现出来。而政府也完全没有必要用各种行政手段打压房价，搞得鸡犬不宁。完善的住房社会保障制度是长期的，但每年计划和适用的标准是灵活的。就像一个阀门，房地产市场太火了就放点水;火要快熄了就加点油。高收入人群、中低收入人群、房地产开发商，各得其所。

当然，要建立这样的社会住房保障制度还要做大量的调查分析工作，但总比把压房价当成完成指标好得多。而且越早做好处越多，越晚做麻烦越大。（来源:地产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