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改革应是思维的变革
在30年改革开放的洪流中，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一个高速轨道，城市人口激增，社会分化剧烈，大量弱势人群涌向路边街头寻找生路，城市的秩序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本来这是个民生的问题，是所有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它自然会走向消退。
中国的城市管理者认为，主动监管更有利于维护城市形象和秩序，城管因此应运而生。
一个城市的秩序当然需要维护，这点而言，城管确有存在的价值，其对于城市的贡献亦不可抹杀。但城管从一开始起没能把重心放柔性疏导上，而一味突出于“管”。
城管的出现并没有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摊贩等街头谋生群体之庞大，使得初期人数有限的，从各行政机关借调城管执法者根本难以应付，因此专职的城管部门和队伍开始出现，城管部门招募了大量社会人员，使这个执法团队空前的庞大，此时，城管执法力量可以说是无远弗界，足以深入到每一个街道，每个社区。但如此态势之下，城市的秩序仍未得到根本改善，相反，街头不断上演的你追我赶的游击战、以暴抗暴的事件，使得城市沦为了惊心动魄的战场。
在胶着的状态下，在一波接一波对城管执法的舆论质疑中，城市的管理者并没有认真反思，他们总把问题归咎于个别城管执法者的素质，他们认为摊贩之所以难以禁绝，是因为城管执法者的装备还不够强大，权力还缺少威慑，因此防刺背心、防割手套、钢盔等开始装备于城管，筹建“城管警察”在一些地方已提上日程。这种对“行政高压”的执迷不悟，让城管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摊贩等街头谋生群体自古有之，举世皆然，想用行政力消除这一现象，有史以来不但没有成功的先例，倒有不少发人深省的教训。
摊贩等街头谋生群体对抗城管执法，并不是因为他们藐视政府权威，而是生计压力使然，民生的问题，最终需要通过改善民生的社会政策徐徐图之，而不是靠行政强制力。何况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发达，就业压力严峻，这种情势下，“城市形象”更当置于民生之后。
城管的改革，如今众说纷纭，各地政府也有心推动。一些地方的城管面对困境也开始思变，如“崔英杰事件”后，北京城管部门开始注重执法程序的规范，以杜绝粗暴执法，同时对摊贩也不再全面围堵，提供他们一定的生存空间。但要强调的是，城管的改革不应简单是部门的变动，它实质上应该是一种城市管理思维的变革，如果仅仅是部门变了，执法权调整了，但“行政高压”的管理模式依然不变，那对现状将毫无任何裨益。因此，城管的改革，应当抛弃对行政强制力的迷信，让政府、摊贩、市民三方形成一种协商式的治理模式，如此，我们才能走出死胡同，重建一个充满活力而又秩序井然的城市新秩序。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