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集聚问题与环境发展浅析
城市集聚的界定
尽管对于什么是“城市”，几乎在任何领域内都找不到权威的定义，但是，从新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城市可以被看作人口和经济活动集聚的某个空间范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源于不同的外部性所产生的集聚净效应：当集聚力起主导作用时，集聚收益大于集聚成本，城市处于成长期；当分散力起主导作用时，集聚成本大于集聚收益，城市会通过向外扩张以分摊成本；如果集聚成本快速上升，超过了一定的极限，那么城市将会进入衰退期。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那么城市集聚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为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的空间演化、基本动因和作用机制提出合理的解释。
城市集聚包括三个层次的研究内容：一是从整个区域层面，考察城市如何在最初匀质的区域中，通过吸纳人口和各种经济活动，促进自身发展和影响周围地区发展的过程。这种过程包括了整个区域在生产方式和空间形式的调整。二是从城市系统层面，考察城市作为经济的空间载体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该层面的考察重点就落在城市的数量、规模、彼此间的经济联系和空间层级结构上。三是从单个城市层面，考察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单个城市内部的集聚产生与发展，单个城市集聚的空间形式和经济效应是通过促进集聚的向心力和导致分散的离心力之间的张力最终决定的。本文对于城市集聚的论述主要从其整体层面出发，探讨城市集聚对于环境发展的影响。
城市集聚与环境发展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与可持续问题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涉及环境问题的议题有很多，比如农业、工业、能源消耗、全球变暖等。尽管这些方面都非常重要且相互交织，但城镇化问题似乎最棘手也最难应付。城市散布的垃圾、严重污染的空气以及洁净水的短缺，开始对城市居民的健康和生产能力产生直接的、看得见的影响。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
按照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在城市集聚过程中，如果外部性完全被内部化，环境恶化就会停止。庇古税是一种典型策略，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造成污染的企业所生产的价值，可能超过其他个人和企业因污染而损失的价值。也就是说，这里可能存在某个经济最优的污染水平。但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区域，环境大量的负面外部性没有被内部化，进而环境恶化远远超过了它的最优水平。
外部性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市场失灵，包括由于确定并落实产权比较困难而造成的市场缺陷、资源的部分销售性、资源共享性、缺乏环境影响方面的信息以及缺乏减少或避免损失的低成本途径。政策失灵，包括对污染性活动的补贴、公共部门污染制造者不负有责任以及公共土地的无效管理。
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在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环境污染却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国家的市场没有发达国家的市场那样完整，包括环境商品的产权市场。城市集聚的过程中，除了市场因素会对资源环境产生影响，还有其他因素也起作用，这些因素包括贫困、人口快速增长以及人口流动。如果城市的贫困比较严重，那么社会就有可能以环境的破坏换取更为快速的经济增长，城市环境承载力因此面临巨大压力。
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推动的持续高速增长阶段。经过30多年经济发展，中国城镇化率已经有了稳步提高——从1978年城镇化率17.92%到2011年的51.27%，年均增长率超过1%，“十一五”期间城镇化年均增长率更高达1.39%。到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非常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的压力，环境质量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两难冲突已经日益受到关注。尽管越来越多的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且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但居住环境却每况愈下。相关调查发现，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区域的城市群每年出现灰霾污染的天数达到100天以上，PM2.5年均浓度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指导值2~4倍，民众的身体健康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面对如此严峻的环境问题，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和权衡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问题。未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但要注重发展速度，更应该注重发展质量。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不但要考虑经济成本，还要考虑环境成本，建设更加高质量、更加宜居的城市，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今后在协调城镇化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时，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环境政策与人口政策、产业政策结合起来，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建设；第二，完善和建立城市大气环境、水环境、噪声环境治理和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标准、政策和措施体系；第三，编制自然资源核算并修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高城市环境资源的价值性和可持续性；第四，制定正确的能源消费政策和环保政策，优化城市消费结构，建设环境综合治理设施，提高城市环境整体质量；第五，加强城市环境综合管理，主要在环境审核、环境标志、环境行为评价、生命周期评价、产品标准中的环境指标等方面建立可持续的城市环境管理体系等。（苏畅）
来源：中国建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