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城镇化中的不良倾向②
六圈村村民的“城市梦”何处安放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六圈村失地农民生活现状调查
【来信】
失地农民长远生计无保障
我们丰台区花乡六圈村（原北京市丰台区黄土岗公社六圈大队）原有土地5000余亩，这些年土地陆续被征占了。
被占地的村民为供应首都市民吃菜当了一辈子的菜农。现在，有的拿着少得可怜的生活补助费，有的被安排当了临时工，有的自谋职业，生活没有保证，日子过得很苦，比征地之前的生活水平降低太多，长远生计更没有保障。怎么办？
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六圈村
常桂元 田俊声 何友金 薛玉明 周殿堂 林元忠等
【调查】
9月13日上午，我们坐地铁换乘9号线，在终点站——郭公庄站出口见到给本报来信反映情况的六圈村村民代表。
昔日京城“菜园子” 城镇化中“作贡献”
如今，这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田园风光不再，繁华景色满目。这就是位于北京西南四环外的丰台区花乡六圈村。10多年前，六圈村基本上家家户户都种菜，每家每年的种菜收入少的四五万元，多的八九万元。家里有人在乡办、村办企业上班的，或者有多余的房屋出租的，或者家住马路边开个小商铺、做点小生意。那时，六圈村民的日子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大多数村民的生活水平已步入小康。
今年70岁的常桂元曾任六圈村治保主任，他告诉记者，上世纪60年代初，六圈大队社员手拉肩扛，对土地进行大平整，又搞了黄土压沙，改良土壤来种菜。从南至北、从东至西设立了几条田间道，道路两旁都栽了加拿大杨树。“这些树木长得又高又大，不仅起到防风作用，也利于改良土壤。当时不仅种菜，还有千亩果园，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曾有代表来六圈大队参观学习。”常桂元不胜感慨地说。
紧邻世界公园西侧，穿过一条林荫小道，有一个高尔夫球场。护网内，绿茵如织的草坪蜿蜒起伏，不时有戴着白帽、白袖套的球童进出。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村民说，这个高尔夫练习场占用了六圈村的部分土地。
据村民介绍，六圈村共有四五千亩土地，这10年来，除了世界公园、总部基地和高尔夫练习场占用了部分土地外，剩下的土地也陆续被征占搞开发了。我们在该村范围内看到一片长满荒草的地，有上百亩。村民说，这块地是六圈村1队的，不知被谁征用了，荒了很多年了。
每月补助千余元 不够水电买菜钱
六圈村原有800多户、2902人，当时劳动人口1853名。按照《征用土地协议书》规定，1184人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居民户口，其中“农转工”758人，由“丰科建”负责安置，“不再发给土地补偿和生活安置费”。
陈春荣今年64岁，10年前征地时，因为超过了村里规定的男60周岁、女49周岁“农转工”的年龄杠杠，属于“超转”对象。当时她每月只拿290元生活补助费，后来每年增长10%，现在每月1300多元。她的儿子、儿媳都转为工作人员，由“丰科建”安排在总部基地上班，儿子当保安，儿媳卖早点，最初每月工资都是400多元，现在每月基本工资五六百元，加上各种绩效奖金也就2000元左右。
陈春荣家原有3亩菜地，每年纯收入七八万元，吃菜基本不用花钱；3间北房，加上东西房，共190多平方米，东西房可以出租，日子过得挺舒坦。2003年征地时，3亩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共补了5万元；房屋拆迁补了60多万元，买村里建的一套90多平方米的“小产权房”花去40多万元。陈春荣说，“现在，一斤菜要好几块钱，吃的、喝的、用的，水电、煤气、物业，样样都得花钱，也没房子可以出租了，这点儿钱哪够用？连水果都不敢买啊！”
同是“超转”的王秀荣，曾当过六圈村1队生产队长。她说：“我家生活水平下降可不是一点儿半点儿，现在一家人过得很惨淡。”2010年，她家的承包地和宅基地被征占，要建汽车博览城。此前，她在自家承包地上办过幼儿园，开办过废品回收公司，每年收入五六十万元。现在，她每月只能领到1300元生活补助费；儿子在村里浴池干活，每月工资1800元。
“孙子已经5岁了，就读村里办的南极星幼儿园，每月还要花1500元。”王秀荣说。
日子虽苦还有梦 亟须正视送春风
今年67岁的田俊声属于六圈村少数尚未“转居”的村民之一，至今没交户口本。他的理由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应归耕种土地的村民所有，但六圈村的征地补偿费没有发给村民。他只能靠每月1700多元的村民退休费维持生活。
如今，田俊声、他的前妻带着孩子、还有他的妹妹，三家5口人挤住在一套两居室的临时周转房里，他妹妹住客厅。原来，田俊声的老房子在未谈妥拆迁补偿的情况下，于2009年4月被丰台区有关方面强拆。田俊声起诉到丰台区法院，4年半过去了，丰台区有关方面相互“踢皮球”，至今未给他“一个满意的说法”。
田俊声很留恋过去六圈村的田园生活：大路两旁高大的杨树，千亩果园的芳香，承包地里的人们有说有笑，学校里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电机井抽上来的地下水是那么清澈甘甜……
六圈村村民的“城市梦”何处安放？今年72岁的蔡菊芳老人和陈春荣坦言，城镇化的浪潮“挡是挡不住的”。其实，她们这些上了岁数的“超转”居民要求并不离谱：只要有关方面真正重视起来，生活补助标准适当提高一些，如能达到每月2200元—2500元，逢年过节发点儿福利什么的，过日子不用再发愁，她们就很知足了。
如何让进城农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尤其是帮助失地农民增强就业本领，尽快融入城市、安居乐业，政府应当拿出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来。（杨明方、刘建华）
失地农民最迫切需要的是帮他们找准发展路子
莫让失地农民失掉未来
回乡碰到一位远房亲戚，聊天间知道其所在的村及周边土地被通知要征用，现在一家人正为今后的出路而焦虑。他家栽了8亩果树，一年收入好几万；还养了五六头母猪，母猪生的猪娃一窝就卖几千元。家里收入不错，不但衣食无忧，还供两个大学生上学。但这突如其来的征迁打乱了一切，尽管各项赔付都按政策执行，他们也将搬进镇里统一修建的楼房居住，但没了果园，不再养猪，以后的日子将何以为继？他除了种地再没有手艺，家中还有两代老人要侍奉，无法外出打工，怎能不焦虑？
这位亲戚的诉说引人深思。现在，不少地方在搞城镇化建设，引导农民集中到城镇或中心村居住，建立农村社区。政府注意按政策文明拆迁，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并让失地农民拿到合理的补偿，再让他们住上统一建好的房子，这就够了吗？亲戚的诉说表明，这还不够！拆迁后，失地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帮他们找准发展路子。
应该看到，失去土地以后，多数农民的谋生手段是短缺的。他们不可能人人去经商，不可能人人外出打工，更不可能人人都当创业的小老板。他们熟悉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业，且家里有老有小，无法远走。所以有些农民只能就近寻求收入和职业都不固定的短期工来度日。原先农村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可以是免费的，即使青壮年外出打工，老人和小孩在家种田及喂猪养鸡等都可以赚些收入，在解决食品供给外尚可应付家中一般性开支，使外出务工赚回的打工钱成为家里的净收入。但失去土地后，这一切都落了空，即使勤劳也未必能保证丰衣足食，失地农民所遇到的困窘是难以想象的。
显而易见，帮助失地农民找准发展路子，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譬如，可以借助邻近的工业集中区对失地农民实施订单培训、定向输送，让他们转变为“产业工人”，共享工业发展成果；譬如，由地方政府组织，从就业培训、信息服务、劳动保障等方面入手，为失地农民转移务工牵线搭桥，通过培训实现再就业；譬如，以创业促就业，为失地农民多方面多层次“造饭碗”；譬如，组织失地农民从事企业的水电气装配、劳务派遣、保洁绿化、物业管理等服务；再譬如，组织他们搞设施农业、搞农产品贩运……只要努力，办法总是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为失地农民着想，在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把帮助失地农民找到和走好以后的劳动致富路当做大事认真抓好。政府切不可满足于拆迁时执行了政策，农民得到了一定补偿就行了。如果农民既失掉了土地又失掉了发展路子，就会失掉未来。（陕西咸阳市 周荣光）
农民朋友一夜之间上楼了，却没想到日子这么难
老高的楼居日子
前不久见到老高了。早晨，公路旁，垃圾桶边——老高拿着钩子，正在垃圾桶里面往外挑拣着东西，一辆破旧的三轮车上拉着少得可怜的矿泉水瓶子和废纸盒子——俨然一个“拾荒者”。这种场合多少有点尴尬，但是老熟人了，聊起来才知道老高现在的日子大不如从前了。
我认识老高的时候，他的日子正滋润着。在他所住的城中村里，有占地半亩的宅子，北屋五间厦房，偏房齐全，典型的农村四合院。家里种着几亩地，院里养着牛、喂着鸡、种着菜，天天中午来一盅，“仨饱俩倒”的小日子过得挺舒坦。
一切改变都是从老高搬上楼开始的。合村并居让老高住上了90平方米的两居室，生活倒是方便了，手头却紧巴了。老高给我算了一笔账——过去过冬买点炭，烧水取暖加做饭，现在是集中供暖，按每平方米20元算就得1800元；过去在锅头上做饭可以烧点柴火，现在必须得用天然气，一个月按25元算一年又得300元。水、电支出一年又得千把块。一年光这些固定的支出就得三四千元，还不算人情世故、柴米油盐的费用。原来自己种点菜四邻八舍帮着吃，现在吃个咸菜也得掏钱去买。上了年纪，体力跟不上了，打工没人要，花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除了每月60块钱的养老保险，就剩占地补偿的几万块钱了。老高说，那可不敢动，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就指望这点“老本儿”呢。老高拾荒一个月卖个百八十元，也算有点儿收入。
曾经也羡慕“村改居”后的农民朋友一夜之间上楼了，没想到日子这么难。想想不知道怎么劝老高，只能嘱咐他多保重身体。临了，老高说：“我得走了，回去还得用‘火烧芯’（一种中间添柴的铁制烧水工具）烧水去。”我知道老高得从楼上把烧水壶提到楼下空地上，水烧开后再提上去，这样，一天的热水就够了，为的就是省几毛钱的天然气钱。（山东德州市 御风）
此心安处是吾乡
随着城市的逐步扩张，六圈村和其他近郊区的许多村庄一样，农村集体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村委会转变为街道或社区居委会。
按理说，“农转居”是好事，可以享受市民的各种福利待遇、社保医保等。但从六圈村的情况看，并非如此。失去土地的“农转居”们生活水准不但没有明显提高，甚至不如该村没有转为居民的村民（该村还有1000多村民未转居民），因此他们怀念以前的“田园生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把推进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建设，甚至等同于房地产业，热衷建高楼大厦、地标建筑、景观大道……以为城市建得越大越漂亮，就能招来商引来资，以为只要建好了房，就能吸引各类人甚至农民买房进城，就可以提高城镇的消费水平，提升经济发展的速度。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城镇化的质量究竟怎样呢？许多地方禁不起这一问。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土地的城镇化”或“物的城镇化”。许多进城的农民或就地“农转非”的居民虽然“上了楼”，但他们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提高。政府和开发商在城镇化进程中都收获颇丰，但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实惠，甚至利益受损。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公共福利的城乡共享，也就是说，城镇化关键要解决几亿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苏轼词曰“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心有所属、心安定下来，无论在哪里安家，我都会将那里作为我的家乡。也只有心有所属、心安定下来，城镇化才能稳步推进。
在城镇化进程中，如果政府真正解决了进城农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如加速推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收入分配体制、养老统筹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们一定会将美好的城镇当做自己新的故乡，放心、安心、舒心地工作生活下去，一定会为自己生活着的城镇的繁荣发展而自豪。（刘建华）
来源：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刘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