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省同治 守望中华大泽
江湖寻脉 城市寻根
人类逐水而居，城市傍水而兴。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水文化史，水的分布，决定着世界文明的版图。
农耕时代，河流、湖泊的功能，从滋养万物、灌溉农田，到养渔捕猎、漕运经商，囊括了生产、生活所必需。
工业时代，蒸汽动力离不开水，炼钢冷却离不开水，航运交通更离不开水。海洋、河流与湖泊，成为工业文明的摇篮，世界经济的载体。
18世纪，英伦三岛上泰晤士河响起的隆隆蒸汽机声，开启了新的时代序幕。伴随伦敦至利物浦为轴线的城市群兴起，大不列颠登顶“世界之巅”。
此后200年间，由密西西比河滋养出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莱茵河、塞纳河畔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琵琶湖、濑户内海边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相继崛起，各领风骚。
五大城市群，领跑世界，激荡风云。
新世纪，在东方古国，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集体发力，领衔创造“中国速度”、“中国高度”，抒写中国复兴史诗。
风云际会中，一个崭新的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蓬勃发力，力图成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
同样，她也是因水而兴，因水而名：万里长江滚滚东流，丹江甘霖润泽北国，洞庭鄱阳、巢湖洪湖堪称中部之肾……
一衣带水，文化同脉。在中部，构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群，这里的水资源现状如何？能否承载？
走三湘，访赣鄱，看江淮，问荆楚，我们试图以江湖为脉，追寻文明之源，寻找城市之根。
水危机，并非危言耸听的预言，离江湖密集的水乡也并不遥远。
据水利部发布的统计数据，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位居全球第125位；全国640座城市中，三分之二缺水。
全国七大水系中，40%的河流已不再适合充当饮用水源，80%的湖泊富营养化，64%的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
用世界7%的淡水供应量，养活世界20%的人口，支撑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面临缺水之忧。
水危机，被形容为“比制造业增长放缓，或是房地产泡沫还要严重的问题”。
贫困——发展——资源索取——环境崩溃。这个逻辑困局，曾是过去200年间困扰世界所有经济强国的经济学谜题，中国同样未能避免。
环渤海，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5.5%，极度缺水。北京、天津，人均淡水资源量仅百余立方米，低于“沙漠之国”以色列。
长三角，环太湖城市圈河网密布，滋养出江南粮仓，污水排放量却全国居首，水质性缺水严重。众多城市不得不超采地下水，使这里成为全国地面沉降三大重灾区之一。
珠三角，温暖潮湿，降水充沛，但人均淡水资源量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膨胀、蓄水能力不足，加上咸潮、污染严重，让这里“守着江河没水喝”。
水资源缺乏、水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中国三大城市群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
与之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水资源充足丰沛——
湘赣鄂皖1371公里长江江段，占长江总河长的22%，占长江总径流量的50%以上；
全国七大水系，湘鄂赣皖独占其二；
洞庭鄱阳、洪湖巢湖，七大湖泊，四省各一；
2012年，四省水资源总量5676亿立方米，占全国的15%。
这里，是中国水资源最富集的区域。
水资源，无论在人类文明源头，还是高度文明的未来，都是城市发展最核心的战略资源。
然而，守着大江大湖，有人似乎浑然不觉其珍。
填湖建房，湖泊萎缩；污染加剧，水质恶化；用水无度，浪费严重；湿地干涸，候鸟难栖……
从这里顺长江而下，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长三角城市群；沿丹江口北上，是华北数省及首都北京的供水新命脉；珠三角“母亲河”珠江，其源头可溯至江西。
守护“中华水库”，事关国家水安全，是四省共同的担当。
任何一条河湖的治理，绝非一城一地能以一己之力完成。唯有携手同心，流域共治，才能共掬一泓清亮亮的生命之源。
三条红线扎紧四省“水袋子”
武汉节水：13%用水创造36%GDP
3.81吨。
前不久，武钢公布2013年节水成绩，吨钢耗新水量降到13年来最低值。
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国家标准，即使在全球钢铁行业，也属先进。
而在2000年，武钢每生产一吨钢，需用新水32.5吨。
用水降幅近九成，意味着武钢每年可节水约2亿吨，相当于省下2个东湖。
作为武汉第一用水大户，武钢年耗水量达数亿吨。但它依偎长江之滨，从未为水发过愁，直取直排长江水已有四五十年。
2004年起，武钢先后投入节水资金约10亿元，打造起循环供水系统。高炉冲渣水、鼓风机冷却水，乃至厂区生活污水、雨水，都被循环处理后反复使用，工业用水循环率超过97%，并实现了“零污染排放”。
武钢节水的示范效应在放大。2003年至2013年，武汉经济总量增长了4.93倍，但用水总量却下降了7%，万元GDP的用水量降幅更是高达83%。
武汉以占湖北省13%的用水总量，创造了占全省36%的经济总量。
三条红线：倒逼经济发展转型
尽管如此，武汉市节水办负责人仍有点高兴不起来：今年起，国家将对湖北进行“三条红线”考核，“武汉压力不小。”
所谓“三条红线”，是指国务院、水利部推出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该制度为取水、用水、排水划定了“三条红线”：用水总量控制红线、用水效率控制红线、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红线。
这“三条红线”，均被设定了目标值，层层分解到省、市、县，并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一旦不达标，整个地区涉水项目的环评、取水审批都会被暂停，县级以上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还将被问责。
一场倒逼地方政府的“节水战”，由此拉开序幕。
以用水总量控制为例，2015年全国用水总量目标6350亿立方米，分解到湖北省、武汉市，分别是315.51亿立方米、41.61亿立方米。而在2012年，武汉市总用水量已达到39.57亿立方米。
这意味着，正在进行工业倍增计划的武汉，要用仅5%的用水增长空间，实现100%的工业增长，压力可想而知。
湖北省水利厅人士认为，用水总量控制将倒逼各级政府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资源节约型产业，由“扩张式发展”转向“集约式发展”。
流域共治：一江清水给下游
记者走访湘赣鄂皖四省水利部门，各省均在积极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四省水情基本相同：入境客水、自产水资源丰富，但时空分布不均，再加上部分流域污染较重，季节性缺水、水质性缺水频发。
过去5年，湖北洪湖、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安徽巢湖，相继出现“水乡闹水荒、湖区变草原”的尴尬。
四省水利人有个共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有利于改变各省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业漫灌用水、企业高耗水等传统用水方式，从而打破水资源短缺带来的瓶颈制约。
另一方面，流域水资源总量既定，上游开发多了，下游来水自然少了，上游排污多了，下游治污压力自然大了。
目前我国北方不少河流，开发利用率甚至达到100%，远超国际公认的40%合理标准。流域上下游省份间，筑坝抢水、掘井超采，形势严峻。
在此背景下，长江中游各省市控制用水总量，降低排污总量，将一江清水留给下游省份、城市，成为四省间最为直接、有效的流域共治举措。
环境指标与政绩挂钩
四省同推绿色GDP考核
去年底，中组部发出《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正式宣布改革中国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政绩考核办法，“不简单以GDP论英雄”。
踏访湘赣鄂皖，记者发现，四省此前已不约而同探索建立新的政绩考评体系。
去年11月，江西省推出《市县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实施意见》，对全省11个设区市和100个县（市、区）实行差异考核。总评分中经济发展只占4成，民生工程、生态环境权重则占到了23%。
2011年，安徽省同样将各市考核新体系的经济发展权重降到10%以下。在合肥等发展较好城市，重点考核“发展方式转变”，旅游城市黄山则强调“资源和环境保护”。数据显示，摆脱了“GDP崇拜”的安徽，经济总量不减反增。
2012年，湖南省设计出《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去年起在长株潭城市群试点。新体系中，资源消耗与环境生态占比60%。
去年，湖北省发布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包括大别山、秦巴、武陵山、三峡库区等全省45%的区域，被划为重点生态功能区，不再考核GDP指标。
水资源总量1027.8亿立方米
湖北最严水法守护最美乡愁
半年前发生在湖北府河上的一场水污染事件，今年1月再次跃入公众眼帘。
全长385公里的府河，源起大洪山麓，流经随州、孝感、武汉，注入长江。
去年9月2日，府河黄陂、东西湖至孝感段，20多公里的河面上漂起至少3.5万公斤死鱼，下游生态遭遇灾难性打击。
环保部门查清“元凶”：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府河超标排污，导致河水氨氮浓度严重超标，该公司被责令停产整顿，限期排污达标。
然而4个月后，湖北省人大《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立法调研组再次回访，发现这里依旧超标排污。
府河事件引发的水环境保护之忧，成为今年湖北省“两会”上最热的议题。
府河之殇，正是湖北水环境治理之痛。
湖北“优于水”：长江润泽荆楚，汉江流淌千里，全省5公里以上的中小河流4288条，百亩以上的湖泊843个。
湖北也“忧于水”：各类污水排放，造成水质下降，重点监测的湖泊中半数水质沦为四类以下。
让“千湖之省”碧水长流，成为荆楚大地的共同心声。
2012年初，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启动《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立法工作，并决定将该条例立法提请省人大代表大会审议。
两年来，20万公众发表意见，700多名人大代表提出建议，60多位专家研究论证，20多次较大修改、4次提请省人大审议……
今年1月22日，《湖北省水污染防治条例》在省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大会上，获高票通过。
这部号称最严水法的地方性法规，众多亮点甫一亮相，就创下多项全国第一。
严罚排污，处罚力度空前。条例规定，私设暗管排污最高罚50万元，瞒报事故排污单位最高罚30万元，餐饮店、洗车店直排污水最高罚5万元……
行政首长终身问责，根治“九龙治水”弊端。一旦某个区域发生水环境损害，行政首长将终身背上“治水不力”的污点，影响其绩效考核、任免和升迁。
企业污染按日连续处罚，加大违法成本。只要其不整改，就可以一直罚下去，不设时间和罚款上限，“罚到违法者倾家荡产、停产关闭”。
建立环保诚信档案，将排污行为纳入社会征信体系。这意味着，违法排污行为，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乃至刑事处罚，还将影响违法排污者获得财政支持、政府采购、银行信贷等方面……
这部护水重典，能否守住“千湖之省”的最美乡愁，人们拭目以待。
水资源总量1689亿立方米
湖南一号工程抢救母亲河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856公里湘江，由南而北串起了湖南60%的人口、76%的GDP。她优雅地画出一道“S”形曲线，围聚起长株潭城市群。
1月，本报采访组踏访湘江。站在橘子洲头，远眺岳麓山下，5公里长的滨江商圈，栋栋高楼正在绿树芳草间“生长”。
就在几年前，这里还聚集着大小企业200多家，烟囱林立，污水直排。2007年，一场大规模的“退二进三”行动在此启动，工业企业相继搬迁、关停。如今的滨江商圈，立足金融、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成了长沙新地标。
这，只是湘江30年整治的一个缩影。
湖南多山，富于矿藏。据官方统计，工业时代最需要的多种矿藏中，湖南的锑、钨、铋、雄黄、海泡石、重晶石、独居石储量均列全国第一。
建国伊始，湖南工业就被打上“重金属”烙印。而与采矿、选矿、冶炼相伴，湘江水质每况愈下：
1966年，湘江首次被检出重金属超标；
1971年，湘江流域的衡阳首度出现饮用水因重金属严重超标而停供，开全国首例；
2007年，全流域涉重金属规模以上企业达1635家；湘江重金属排放量已占到湖南全省的70%，占全国的18.7%。
湖南省委省政府痛下决心，立章断污，启动千里湘江碧水行动。
2011年，《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准。省内河流治理获得国家支持，独此一家。
3年来，湘江流域关、停、并、改涉重金属企业800多家，5种重金属（汞、镉、铅、砷、总铬）累计减排200多吨。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湘江流域一个个曾经污染严重的工业重镇，纷纷华丽转身。
尽管如此，60年积累之产业沉疴，注定湘江治理任重而道远。
去年9月，湖南再次发力，将湘江保护与治理列为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以“堵源头”为重点，划出更为严格的保护“红线”。
省长杜家毫郑重承诺：“对湘江流域的污染治理，将率先对各级政府‘一把手’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眼下，一项项治理工作正在三湘大地紧张展开：尾矿库治理、废水达标排放、畜禽养殖迁离湘江干流、岸线保护扎实推进……
湖南省环保厅介绍，去年湘江干流国控、省控断面水质全面达标；湘江全流域已连续两年没有发生重金属污染事件。
湖南省将通过3个“三年行动计划”，使湘江全流域水质稳定在三类以上，大部分饮用水源断面达到二类水质标准。
不久的将来，湘江将重回“漫江碧透、岸芷汀兰”的绰约风姿。
水资源总量1565亿立方米
江西“点鸟奖湖”破解经济谜题
今年1月12日，江西省鄱阳湖南矶湿地。
千里鄱湖，此时正值枯水期，只剩下“一条线”。浅水、沼泽相嵌处，草洲茫茫，万鸟翔集。
一只专业观鸟团队，正紧张地清点着湖面上候鸟的数量。身旁13户当地渔民搓着手，盼着结果。
去年底，鄱阳湖南矶湿地保护区管理局首次推出一项针对渔民的“护鸟奖励”政策：每留下一只候鸟，承包水面的渔民就能得到1至2元奖励。
负责人解释，一入秋冬，鄱阳湖水位持续下降，洲滩显露，丰富的水草和鱼虾，吸引了全球候鸟来此越冬。
问题是，这些“客人”的口粮，一直是湖边农民、渔民的年终“红包”。为了生计，他们常常涸湖而渔，失去了食物的鸟类，不驱而散，另寻乐土。
为此，保护区出台“点鸟奖湖”政策，用生态补偿的方法解决“人鸟争食”，此举获湖区渔民欢迎，纷纷“挽留”候鸟。
结果显示，今年南矶湖面有候鸟11万余只，比去年同期翻了5倍。
鄱阳湖，因鸟而名。这里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水质常年保持在三类以上。一湖清水，加上独有的季节性湿地，令这里成为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从西伯利亚、东北亚远道而来的候鸟达数十万只。
然而，近年来枯水期提前并延长，历史最低水位不断被刷新，再加上生态破坏，鄱阳湖湿地、植被、鱼类资源锐减。
作为湖泊生态中最为敏感的生物监测指标物种，候鸟数量、种类持续减少，给江西生态保护敲响了警钟。
一道经济学谜题，由此摆上台前。
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这里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将“生态”与“经济”相勾连的国家级示范区。
保护一湖清水，探索绿色崛起，一场前无古人的求解实验，在赣鄱大地展开。
4年间，江西交出一份不俗“答卷”——
去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产总值突破8000亿元，是2009年的1.87倍。与此同时，全省森林覆盖率提高到63.1%，居全国第二；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提高到80.7%，超出全国平均水平30%以上。
生态建设为候鸟营造“安乐窝”。鄱阳湖5181平方公里水体和湿地，被划为湖体核心保护区，全面禁止开发建设；捕鸟、贩鸟，被列为法律严厉打击的对象。同时，政府给补助，鼓励渔民收起渔网、猎枪，转产转业，上岸谋生。
4年来，鄱阳湖湿地面积增加了近一半。伴随环境好转，以前只闻名、不见面的雪雁，全球种群数量明显减少的黑鹳，都把这里当作乐园。
据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监测数据，保护区核心区鸟类种类已增至319种。
水资源总量716亿立方米
安徽千亿治巢蓝藻减半
头顶尴尬的“蓝藻”帽子，安徽巢湖羞涩多年。
上世纪80年代起，几乎每年5月至9月，这种绿油油、黏糊糊的藻类植物，就会如期而至。水质恶化，臭气熏天，鱼虾绝迹。
1996年，巢湖被列入国家重点治理的“三河三湖”（辽河、海河、淮河、太湖、巢湖、滇池）之一。
然而近20年过去，收效甚微，明珠依然蒙尘。
2003年8月，巢湖东半湖蓝藻暴发，遍及湖心，最厚处达1米以上，令湖面有浪无波，几成“冻湖”。
2012年6月，巢湖西半湖蓝藻总面积约60平方公里，占全湖总面积的8%左右，仅10多天就打捞出藻水混合物5000余吨。
巢湖治理困境，究竟如何破解？
从两院院士到世界银行，均将矛头直指九龙治水的流域管理体制。
巢湖东西湖面，分属巢湖市和合肥市管辖，各为其利，相互推诿，成为治巢最大症结。
2011年，安徽省宣布撤销地级巢湖市，将其一分为三，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如此一来，八百里巢湖变成了合肥“内湖”。
安徽省环保厅副厅长贺泽群表示，此番调整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实考量，但理顺行政体制、加强巢湖治理，是主要动因之一。
为一片湖，撤一座市，建国以来，全国仅见。
安徽治巢之决心可想而知，而结果，也没有让人失望。
巢湖撤市的同时，安徽省就成立巢湖管理局，统一管理巢湖规划、水利、环保等事务。
仅3个月后，合肥市就向全球招标“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及环巢湖地区生态保护修复与旅游发展规划”，为治巢设计最优蓝图。
紧接着，一套套组合拳接连打出：
——治湖先治河。巢湖流域18条主要河流，都由各地党委主要领导担任“河长”。对每条河流调查、走访、巡查，制定“一河一策”：一是截污，铺设地下管网，将所有污水引入处理厂；二是清淤，将河底沉积的污泥处理掉；三是绿化，恢复河道自然生态。
——治河先治污。目前，合肥市城市污水收纳率已达97%，居全国前列。但合肥还是自我加压，将污水厂出水水质提高到地表水四类水标准，高于“国标”。
据介绍，合肥已启动的环巢湖地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一、二期共建项目272个，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成为巢湖有史以来最系统、最大规模的治理工程。
据环保部门调查，去年，巢湖全湖平均水质由劣五类升为五类及以上。夏季蓝藻水华暴发次数、面积、密度，较2012年同期分别下降61%、59%和50%。
策划 邹贤启 蔡华东 胡汉昌 曹山旭
统筹 周芳 韩炜林 杨丹玫 王兵 谭亲璐
撰稿 成熔兴
图片 倪娜
制图 万璇
来源：湖北日报 责任编辑：陈方
